中新社北京10月17日电 题：为什么“债务陷阱论”站不住脚？
——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中新社记者 刘亮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10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为共建国家带来诸多发展机遇，赢得越来越多积极响应。但也存在一些杂音，如有人炒作中国制造所谓“债务陷阱”。事实如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分析认为，多年以来，中国不仅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还是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重要伙伴。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如何评价“一带一路”倡议对共建国家经贸发展的带动作用？其为地区乃至全球合作与发展带来哪些经验？
张燕生：“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突出贡献是为世界提供了发展的公共产品。何为“发展”？简单说，就是一个从穷变富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关于经济发展的路径，不少经济体都曾进行探索。历史表明，光靠政府或光靠市场行不通，要靠政府和市场的相互作用、开放和改革的相互作用、公平和效率的相互作用来解决发展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既能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也能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为基础设施建设塑造了一个好的学习样板。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是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经济全球化开始出现倒退和逆转，一些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国与国之间贫富差距也扩大。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促进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帮助发展中国家抵御逆全球化冲击。
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强大助推器。大量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五通”上取得了诸多显著成果，经贸合作发展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竞争的特点，这也吸引更多经济体加入投资。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开放竞争的方式进一步使共建国家受益。
过去10年，“一带一路”倡议的贡献还包括在诸多领域探索了先进适用的技术和经济合作，求“适宜解”和“满意解”，不简单追求经济和财务回报，而是讲究社会经济的综合效益。从这个意义上看，“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议题提供了相匹配的公共产品，探索出了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中新社记者：“一带一路”倡议在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也引起所谓“债务陷阱”论。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张燕生：债务问题本质上还是一个发展问题。债务危机是分子(债务)和分母(GDP)之间的赛跑。即便分子慢下来，但如果分母慢得更多，债务问题还是会变得难以承受。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陷入债务困境？为什么美国、欧洲、日本都出现程度不同的债务问题？根源之一，是全球化陷入困境，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根源之二，是中美贸易战和战略竞争破坏了全球宏观政策协调合作。根源之三，是西方发达经济体为了摆脱困境，实施了经济强刺激计划。其负外部性是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加之这几年受疫情影响，西方发达经济体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引发了高通胀，为了抑制高通胀而采取的激进加息525个基本点，推动美元大幅升值，都加剧了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偿还压力。受近年来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贸减速等因素冲击，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严重恶化。分子不断变大，分母却在缩小，经济结构脆弱的国家很容易陷入债务危机。
过去20多年全球公共债务增长5倍，远超同期全球经济增速。2010年以来非洲政府债务增加3倍，非洲平均借贷利率是美国的4倍。因此，从发展角度入手，不仅要解决债务应急安排和缓债重组安排，而且要解决低成本发展援助和债务支持。
事实证明，“中国债务陷阱”的说法站不住脚。金融危机过去的十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年均超过30%。发展中国家欠中国的债务，一方面利率水平较低。如赞比亚在欧债市场发行的债券利率高达9.4%，而中国利率远低于这个水平。另一个方面，国际组织建议的赞比亚债务重组方案，中国明确表示接收，并已经对赞比亚债务做了展期安排。然后，西方私人债权人不接受债务重组方案，使赞比亚债务安排陷入困境。纵观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绝对额并不多，本质上还是发展的问题，还是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给他们带来负的外部性冲击。
因此，从发展视角看，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困境，根源不在中国。中国不仅不是“债务陷阱”的源头，还是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重要合作伙伴。
中新社记者：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未来应如何在携手发展的同时，防范债务风险？
张燕生：首先，中国作为大国，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不仅要展现大国的责任与担当，还要通过一举一动努力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区域乃至世界发展。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诸多项目，从长远发展角度看，关键在于实现建设项目管理人才和能力的本地化，促使建设项目实现可持续运营，真正进入良性循环，从而带动整个城市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通过合作机制约束。2017年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同26国财政部共同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进一步更有效地促进资金融通；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财政部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鼓励有关机构利用评估结果加强债务管理，框架参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国际规范，同时兼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国情和实践，对“债务陷阱论”进行了有力驳斥。
第四，中国不断以创新思维研究推动“一带一路”融资发展。2014年，中国成立丝路基金；2017年，中国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中国多家大型国有银行也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分支机构；中国还发挥金砖国家机制，共同探索发展债务的可持续途径和方向，助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立。
由此可见，中国在努力从制度框架上帮助共建国家建立起融资发展能力，为解决相关国家债务压力提供支持，推动相关国家尽快解决债务压力。
中新社记者：当前，全球政经环境不确定性有增无减。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水平？
张燕生：其一，共建“一带一路”项目落地离不开中国扮演的重要角色。在面对一些共建国家债务问题时，中国提出了更加包容、更加灵活、更加创新的债务可持续分析框架，这有别于一些西方发达经济体过多追求财务回报的债务框架。中国往往会更多从一揽子项目组合所产生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看待建设项目。
其二，中国应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推动探索契合本地国情的先进适用规则。以《“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为例，当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有亚非拉国家，也有欧洲国家，如何探索出契合本地发展需要的东西，这点非常重要。
其三，坚持长期主义和多边主义。“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宏观性、长期性的考量，还要根据自身能力建设，不断与国际高标准规则接轨。同时，“一带一路”建设还应继续坚持包容、开放、共享的多边合作模式，“有饭大家吃”，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合作。(完)
受访者简介：
张燕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秘书长、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出版中、英文专著(包括合著)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其中部分成果曾先后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国家发改委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
